中国创新:威胁还是机遇?

为什么说生物技术产业对中国创新的担忧被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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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对中国的创新动力而加强的技术保护主义注定会削弱其科学领导力和企业活力, 将人才和资本推向欧洲和亚洲。在当前这个趋势下, 生物技术行业提供了一个强劲的替代方案, 开辟了其他行业可效仿的双赢模式。

中国政策旨在利用尖端技术推动增长、 增强竞争力和应对国内的严峻挑战。

然而,在美国的回音壁效应笼罩下, 美国的决策者、 主流新闻媒体和来自两党的政治领导人都在恶意揣测华人密谋在美国的每一个实验台和风险投资背后窃取美国的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和进入全球市场对任何公司的竞争力都至关重要。的确, 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 包括商业间谍活动。

但美国目前的言论掩盖了世界在改变的事实: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法律体系、 监管框架、 行业规范和竞争格局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的稳定进程,代表着近50年来全球经济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其高层政策纲要,如“十三五”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显示出中国雄心勃勃地对技术进步的承诺。

而问题在于美国究竟该把中国的技术宏图视为威胁,还是机遇。

生物技术产业有答案。长久以来,生物技术产业是美国被公认引领全球科学的领域, 生物技术是具体的样板,说明中国的创新动力如何为欧美企业创造一个日益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针对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加快新治疗方法的全球开发。

迅速发展

在过去的24个月里,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药物开发、监管和医保的路径。国外的创新生物制药公司是主要的受益者。

脚步紧跟中国创新的清晰规划,在两大需求驱动下,201年变革势头加快:中国要为需求日益增长的患者人群提供更高质量和创新的药物,同时推动在行业进入根本性结构调整,确立行业的全球竞争力。

结果可见竞争环境显著升级, 为西方企业创造出新机会。虽然中国的任务远未达成,但其影响已令世人瞠目。

中国的监管体系曾阻碍外国创新产品,如今却向相反方向全速跨越障碍。在2017年中国批准的41个创新药品中,有40个来自外资公司,解决了长期审批积压的问题。

2018年10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NMPA)明确要求外国生物制药公司对48种尚未在中国上市的创新药物进行注册,并表态中国将接受全球临床数据以支持审批,而非坚决要求在国内进行临床试验。

中国的监管路径与全球实践对标,大幅缩短了在中国研发和批准创新药物的时间。改革前临床试验审批可能需要两年或更长时间,实际上拒中国于全球试验之外,而现在仅需60个工作日。新药注册审批的时间已从两年多缩短至12个月。

因此,如今外资公司的目标是在欧美监管机构获得批准后的几个月内,同样产品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及上市。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将新药审批的时间从12个月缩短至6个月。

中国还在另外三个关键商业领域取得进展:知识产权保护、医保支付和进口壁垒。

2015年启动的加强中国专利法的修订草案已进入最后征求意见的阶段,有望在今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实施。与此同时,作为保护创新的另一个途径,关于试验数据专有权的指南正在更新和强化。

2017年年中,全球生物制药企业生产的36种创新药物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另一项首次突破。2018年,又增加了30多种药物,同时将进口抗肿瘤药物的关税降至零。

中国卫生管理部门效仿欧美的支付政策,要求企业大幅降价。但是,昂贵的抗肿瘤药物在销量上的增长远远弥补了价格让步,如罗氏公司的安维汀(贝伐珠单抗)和赫赛汀(曲妥珠单抗)。

中国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积极引进被欧美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束之高阁化合物,加速开发西方大药企因经济和科学阻力而放弃的药物。如果获得成功,这些跨国公司通常保留对中国以外市场收回商业权益的选择。

鉴于此,美国对中国创新政策强烈的负面态度显然与当前的现实不符。

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没有双边问题。

但发生在10-15 年前中国 "商业本位主义" 行为的一些特例看似主导了美国式思维,而中国的高速发展已让这段历史时过境迁。

然而,生物技术行业的独到之处在于,无论是真实的抑或是揣测的,都不存在其他行业所面临的威胁。。

中国国有制药集团在创新方面的记录不佳,他们并不是创新型外资公司的竞争对手。相反,驱动力来自中国和美国企业家创办的新型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像江苏恒瑞、上海复星和绿叶等国内大型私营企业。

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并不适用于一个对100%外资开放了近20年的行业。风险投资和公共股权市场为生物技术公司的增长提供了资金,而并非国有银行的补贴贷款。

威胁下的创新

直至近期,太平洋两岸的创新生物科技公司能对某些令人分心的言论置若罔闻。取而之,它们坚定地专注于利用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的科学资源和市场规模整合所产生的显著协同效应,促进越来越多的跨太平洋合作。

然而现在,美国的政策旨在阻止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参与创新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融资,提议“禁止”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大学学习或开展研究,威胁要禁止在同一家公司内的美国和中国子公司之间交换技术和科学数据,这些注定要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创新格局。

目前美国的发展轨迹似乎并没有像技术隔离主义者所承诺的那样保护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却注定要削弱美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在最近的签证限制之前,考夫曼基金会预计,到2020年,国际学生将占所有STEM博士学位的50%,其中来自中国的学生占比最大,超过30%,是来自印度的两倍多。美国的技术隔离主义者似乎没有考虑到这对美国科学能力的潜在影响。

几十年前从中国来美国攻读研究生或博士后的科学家们,在他们的新家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其中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曾渴望长期留在美国,但现在他们将面对一个黯淡的未来。

尽管数据显示出相反的趋势,技术隔离主义者仍天真地断言亚洲科技群体将被“美国群体”取代。

中国投资者已经将注意力转向欧洲。

我最近见过的欧洲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们接到了大量来自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和战略投资者的会议请求,与2018年上半年相比大幅增加。

相反地,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担心,引入有限的中国合伙人会将他们卷入无休止的文案工作中,延迟交易并增加成本。

更好的方法?

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了一个应对全球创新新壁垒的明确的替代方案:将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深入学术研究和中国的资本、高速的转化医学和临床前技能有机结合,,进行临床开发,以满足全球市场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这正是美国和中国企业家开创的模式,为更快、更经济的药物发现和开发奠定了基础。支撑这一进展的是两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而这一基础目前正受到美国政策的侵蚀。

着眼于在生物技术行业已经取得的进展,并放眼未来可期的其他行业的成功复制,中国、欧美的私营创新企业需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企业和政府监管机构之间需要继续进行长期深入对话,共同致力于为所有相关国家人民的最大利益架设道路。

George Baeder是缔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战略和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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